钱谦益（1582—1664），字受之，号牧斋，晚号蒙叟、东涧遗老、绛云楼主，世称虞山先生，苏州府常熟县（今江苏常熟）人。明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探花及第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官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。南明弘光朝时，任礼部尚书。清军南下时，他率南京文武官员迎降，短暂仕清后即称病归里。晚年虽置身清廷治下，却暗中联络东南沿海抗清势力，以遗民自居。
钱谦益是明末清初文坛公认的宗主。他在文学上兼善诗、文、史学，尤以诗学著称。他极力反对明代“前后七子”的复古模拟之风，主张通变，提倡学习杜甫与宋诗，对清初诗风转变影响巨大。与吴伟业、龚鼎孳并称“江左三大家”。其一生著述宏富，所编《列朝诗集》保存了大量明代诗歌文献，个人文集《初学集》《有学集》以及晚年寄托复明之志的《投笔集》皆为传世名作。
在个人生活上，崇祯十四年（1641），年近六旬的钱谦益以“匹嫡之礼”迎娶二十四岁的名妓柳如是，这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极为罕见，不仅打破了纳妓为妾的惯例，更成为明清之际“才子佳人”的文化符号。两人在乱世中相守三十余年，诗文唱和。钱谦益入狱时，柳如是曾倾家荡产营救；钱氏去世后，柳如是因不堪家族逼迫，自缢殉夫，为这段传奇画上了悲壮的句号。
钱谦益不仅是文学创作者，更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。他在明末文坛的拨乱反正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
明代中后期，“前后七子”主张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，导致文坛充斥着模拟剽窃之风。钱谦益对此深恶痛绝，他在《列朝诗集小传》等著作中，对李梦阳、王世贞等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。他认为诗歌应随时代而变，不应盲目尊古。他推崇杜甫的“诗史”精神，同时也大力表彰宋诗，认为宋诗在“议论”和“才学”上有独特价值，从而开启了清代宗宋诗风的先河。
钱谦益主张诗歌应当发自“灵心”（真实的情感与性灵），同时要反映“世运”（时代的兴衰变迁）。他强调诗人应有关怀现实的胸襟，批评明末文人空疏不学、无病呻吟的习气。他的这一理论，既是对公安派“独抒性灵”的继承，也是对其过于浅俗的修正，主张在性灵中融入学问和历史的厚重感。
作为史学家的钱谦益，将史学研究带入诗歌批评。他在《钱注杜诗》中，不仅考证杜甫诗中的地理、名物，更注重挖掘诗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寓意。这种“以史证诗、以诗补史”的方法，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学术深度。
钱谦益在律诗创作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，被誉为明清之际律诗的集大成者。他不拘泥于法度，却能法度严谨，将叙事、抒情、议论熔于一炉。尤其是晚年所作《投笔集》，全依杜甫《秋兴》韵，每一首诗都是历史的见证，不仅步韵工整，而且气象万千。他继承了杜甫“诗史”的传统，将家国之痛、身世之感与时代巨变紧密结合，使得诗歌成为记录明清易代之痛的“史书”。其诗作沉郁顿挫，直追少陵，在明末清初的诗坛上，他是唯一能够与杜甫的诗史传统相提并论的大家，其排律之宏伟，更是冠绝一时。
钱谦益的学术思想抛开了宋明以来儒学肌体上的层层病灶。在他看来，自朱熹以降的理学传统，早已将儒学引入了幽暗的歧途。这位明末清初的文坛巨擘，以其特有的敏锐与狂狷，对陆王心学、程朱理学乃至整个宋明儒学的道统谱系展开了系统性的清算。
钱谦益对当时占据正统地位的陆王道统嗤之以鼻。他认为王阳明及其后学所倡导的"致良知"之说，表面上高扬心性，实则流于空疏玄虚，与禅宗末流的狂禅之风相互激荡，导致士人"终日谈玄说妙，却在立身行辞受迫退之际无一毫相应者"。这种只贵眼明、不贵践履的学风，使得儒者丧失了经世济民的实际能力。在他看来，陆王心学将儒学从具体的经典文本中抽离出来，转而向内在的心性寻求所谓"得不传之学"，这无异于斩断了儒学与历史传统之间的血脉联系。
对于朱熹所代表的宋儒传统，钱谦益的批判更为激烈。他指出，宋儒最大的谬误在于将"儒林"与"道学"强行割裂，修《宋史》者特设《道学传》，将讲章句训诂的儒者与讲义理心性的道学家分而为二，这一举措使得"古人传注、笺解、义疏之学转相讲述者，无复遗种"。朱熹等人鄙薄汉唐儒学的烦琐注疏，以简洁笔法训释经义，开创"义理之学"，表面上是为了矫正汉学的庞杂，实则开启了任意疑经、删经、改经的恶劣先例。钱谦益痛斥这种"离经而讲道"的治学路径，认为其导致"贤者高自标目，务胜于前人；而不肖者汪洋自恣，莫可穷诘"，最终使得经学沦为个人臆说驰骋的疆场。
钱谦益将宋明以来儒学流弊的根源归结为"俗学"的泛滥。所谓俗学，在他看来有两种形态：一是科举制度下流衍的帖括之学，使士人沉湎于八股时文，"穷经而不知经，学古而不知古"；二是道学末流衍生的语录之学，使人空谈心性，"盘旋于义理之中"而茫无实得。这两种俗学虽源流不同，却殊途同归，皆使学者"穷老尽气"而终无所成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这种学风导致了"胥天下为夷言鬼语"的学术乱象，士人敢于"嗤点六经，眦毁三传"，以非圣无法为能事，最终"生心而害政，作政而害事"，成为世道倾颓的思想根源。
面对宋明儒学的积弊，钱谦益提出了"反经正学"的救治方案。他主张回归汉唐注疏传统，"必以汉人为宗主"，因为汉儒去古未远，其训诂之学"原本先民，而微言大义，去圣贤之门犹未远"。他倡导"六经之中皆有史"的学术视野，将经学与史学相融合，强调通经学古必须以实证为基础。这一主张不仅是对宋儒空疏学风的反动，更是对儒学本质的重新定位——儒学不应是玄虚的心性之学，而应是根植于历史文本、关乎世事人伦的实学。
尤为值得注意的是，钱谦益在重构儒学道统时，特别推崇隋代大儒王通。他多次引用王通"圣人述史三焉"的观点，肯定《诗》《书》《春秋》同出于史的论断，认为王通"征圣经而诘众传"的治学态度才是儒学的正途。在钱谦益看来，王通所代表的"河汾道统"上承周孔，下启汉唐，保持了经学与史学的统一、训诂与义理的平衡，避免了宋儒割裂经道、空谈性理的弊病。他提倡以王通的道统为道统，实质上是试图绕过宋明理学的心性论传统，直接接续汉唐经史之学的古老谱系。
钱谦益的儒学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异端色彩。他公然推崇被正统理学视为"异端"的李贽，肯定其"离经叛道"的批判精神；他拜入与东林学术对立的泰州学派管志道门下，走向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道路；他质疑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权威性，主张回归未经宋儒改窜的经典旧本。这些举动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无疑是惊世骇俗的。他否定宋儒构建的"性即理"或"心即理"的形上体系，将儒学从抽象的心性论域拉回到具体的历史文本与政治实践之中。
钱谦益所追寻的儒学深刻含义，在于恢复儒学作为"王佐之道"的原始功能。他认为儒学的本质不是个人的道德修养或心性体悟，而是关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。他批评宋明儒者"言学愈精，其言知性知天愈眇"，指出脱离经典文本与历史经验的道德空谈，终究无法应对现实的政治挑战。他倡导的"明体适用"之学，以经史为本体，以政事为实用，试图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巨变中，为儒学开辟一条经世致用的新路。
这种对儒学实用品格的强调，使得钱谦益的学术思想呈现出鲜明的反理学特征。他不认同宋儒将儒学哲学化、形上化的努力，也不接受明儒将儒学心性化、内在化的转向。在他看来，汉儒的章句训诂虽然烦琐，却保持着对经典文本的敬畏；宋儒的义理阐发虽然精微，却开启了师心自用的恶习。他选择回到汉唐，不仅是为了寻求更可靠的文本解释方法，更是为了恢复儒学与政治实践、历史经验之间的原始关联。
钱谦益的思想在明清之际的学术转型中起到了关键的桥梁作用。他提出的"反经"主张，成为清初顾炎武、黄宗羲等人"经学即理学"命题的先声；他对宋明理学的系统批判，为后来乾嘉汉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；他将经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尝试，深刻影响了清代学术的发展方向。尽管其人格行为屡受诟病，但其学术眼光的敏锐与思想批判的深刻，使其成为观察明清学术思想变迁的重要枢纽。
钱谦益的史学高明之处，首先在于他彻底打破了传统经史分野的藩篱，提出了"六经皆史"的惊世之论。他上溯孟子，认为"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"，将孔子删《诗》视为"定史"，作《春秋》视为"续《诗》"，主张《诗》《书》《春秋》本为一书，只是后人离而为三。这一论调不仅将六经全部纳入史学范畴，更将诗歌、文集乃至小说家言都提升到了与正史同等的地位，认为"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"，杜诗之所以为"诗史"，正在于其中蕴含了千古兴亡的历史真相。这种将一切文字都视为史料、将一切学问都归于史学的宏大视野，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中彻底颠覆了理学空谈心性的虚浮。
钱谦益公然挑战官方史学的权威，对国史的真实性提出了尖锐质疑。他指出"国史虽多微词，亦不尽没其实"，但又痛陈"自丝纶之簿，左右史之记，起居召对之籍，化为煨烬，学士大夫各以己意为记注，凭几之言可以增损，造膝之语可以窜易"，甚至直言"史学之失，未有如今日者也"。这种对当朝国史的大胆批评，在文字狱渐兴的清初无异于虎口拔牙。他进而提出"以国史为经，以野史家乘为纬"的修史原则，将历来被视为"齐东野语"的私家记载提升到与国史并重的地位，认为只有"考核真伪，凿凿如金石"，才能"据事迹，定褒贬"。这种对多元史料的平等态度，打破了正史独尊的传统观念。
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，他在《国初群雄事略》中，不仅详细记载朱元璋开国功臣的事迹，更对陈友定、扩廓帖木儿等元朝忠臣大加褒扬，称其"可歌可泣，催人奋"。这种不以成败论英雄、为"逆臣"立传的写法，在强调正统观念的明代史学界堪称大逆不道。他甚至在书中引述朱元璋对降将纳哈出的宽容之语，暗示即便是敌对阵营中的忠义之士也值得尊重。这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和正统观念的历史书写，体现了他"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"的客观精神。
钱谦益史学思想将史学从道德教化的工具中解放出来，赋予其经世致用的独立价值。他提出"经经纬史"之说，以经为权、史为衡，强调不通史而执经如同"无目而诤目"，不通经而学史则是"执籥而为日"，主张经史互通而非以经统史。这种对史学独立地位的肯定，以及对"好奇撺异而遗误万世之信史"的批判，实际上是在为史学争取与经学平等的学术地位。其《太祖实录辨证》开清代历史考据之先河，以严谨的史料考辨纠正官方史书的谬误，这种以学术对抗政治强权的姿态，正是其史学精神中最具风骨之处。
钱谦益的历史形象一直毁誉参半，主要集中在三个争议点。综合史料考证，需客观看待：
清中后期野史盛传钱谦益欲殉国，因嫌水凉未死，柳如是欲沉潭被拉起。此故事极具讽刺性，流传甚广。然而，遍检明末清初原始档案（如《清世祖实录》）、同时代黄宗羲、顾炎武等人著述，均无此记载。据较为可信的笔记（如顾公燮《消夏闲记》）记载，南京城破时牧斋确曾言“我死汝不得不死”，表明曾有殉国之念，终因怯懦未果。人性之软弱固然可议，但“水太凉”多为后世文人编造以羞辱其变节行为，非信史。
世人常骂钱谦益“卖国求荣”，但事实是：1645年清军南下时，南京的实际兵权掌握在忻城伯赵之龙、魏国公徐久爵等勋臣手中。据《清世祖实录》，决定开城迎降的是这些手握重兵的勋臣，钱谦益作为礼部尚书，无兵无权，在既定事实下随班列队。虽然作为文坛领袖，他的投降在道德示范上造成了极坏影响，但将“亡国首恶”完全归于文官首领，实为混淆了文武职责。
乾隆帝修《贰臣传》，斥责钱谦益“大节有亏”。但现代学者（如陈寅恪在《柳如是别传》中）考证发现，钱谦益降清后并未安享富贵，晚年一直暗中从事反清活动：资助黄毓祺起义、联络郑成功北伐、策反清廷将领（如马进宝）。他的《投笔集》中大量诗句皆暗藏反清复国之志。乾隆帝对他进行严厉批判，除了道德层面，更深层原因在于钱谦益这种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且拥有巨大文化号召力的行为，触犯了清朝统治者对汉人“绝对忠诚”的政治底线。
作于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，时郑成功大军北伐，牧斋闻讯悲喜交加，寄予厚望。
降清后游西湖，见南明旧地，借景抒发亡国之痛与身世之感。
晚年病中所作，沉郁苍凉，总结一生。
借读明朝开国史事，表达对明太祖功业的怀念及对现实的不满。
钱谦益不仅是文学家，更是明代最著名的藏书家之一。他的藏书楼“绛云楼”是其半生心血所在，也是江南文化的学术高地。
顺治七年（1650）冬，钱谦益幼女与乳母在楼上嬉戏，不慎烛火引燃纸卷。当时风势极大，火势迅速蔓延，楼中藏有的宋元精本、孤本三十万卷在大火中付之一炬。这是中国藏书史上的一次浩劫，许多绝版古籍从此失传。
| 书名 | 版本/价值 | 现状 |
|---|---|---|
| 《两汉书》 | 北宋刻本，颜师古注，牧斋视为镇库之宝 | 毁于火 |
| 《资治通鉴》 | 元刻本，极为罕见 | 残卷存世 |
| 《杜工部集》 | 多种宋元明版本，为钱注杜诗之底本 | 部分存世，散入公私藏家 |
| 《文选》 | 宋刻本，李善注 | 现藏国家图书馆 |
| 《本草纲目》 | 明刻初印本 | 部分存世 |
钱谦益著述等身，除诗文集外，其注疏、选本皆为一时之冠。
| 著作名称 | 类别 | 在线阅读/下载 | 简介 |
|---|---|---|---|
| 《初学集》 | 诗文集 | 访问 | 明末之作，卷帙浩繁，含诗、文、尺牍 |
| 《有学集》 | 诗文集 | 访问 | 入清后所作，多含寄托与隐痛 |
| 《投笔集》 | 诗集 | 访问 | 晚年七律精华，全为依韵杜甫之作，暗藏反清心事 |
| 《列朝诗集》 | 总集 | 访问 | 选录明代近两千家诗，并附小传，极具史料价值 |
| 《钱注杜诗》 | 注疏 | 访问 | 集二十年功力，以诗证史，杜诗学集大成之作 |
| 《国初群雄事略》 | 史部 | 访问 | 记述元末群雄并起之事 |
维岁在甲辰九月朔日，门生归庄，谨以清酌庶羞之奠，致祭于故礼部尚书牧斋钱先生之灵曰：
呜呼先生！硕德宏才，命世之英；早登甲第，声动帝京。先生通籍五十余年，而立朝无几时，信蛾眉之见嫉，亦时会之不逢。抱济世之略，而纤毫不得展，怀无涯之志，而不能一日快其心胸。
某性迂才拙，心壮头童，获从先生游，垂二十年。先生喜其同志，每商略慷慨，谈宴从容，剖肠如雪，吐气成虹，感时追往，忽复泪下淋浪，发竖蓬松。先生之文，雄视百代，力挽颓风，扫除榛莽，还之大雅。先生之学，博综经史，贯穿百家，发凡起例，创获独多。
先生之遇，天实为之，非先生之过也。当明季板荡，社稷丘墟，先生身为大臣，不能不艰难图存，以济时艰。窥先生之意，亦悔中道之委蛇，思欲以晚盖，何天之待先生之酷，竟使之赍志以终。人谁不死，先生既享耄耋矣。呜呼！我独悲其遇之穷，悲其志之不伸，悲其名之被污，悲其身后之凄凉。
先生既没，家难作，不保妻子，某闻之，痛心疾首，泣下沾襟。先生之墓，在虞山之麓，某欲往吊，而道路阻绝，只能遥致此心。今者谨具薄奠，遥祭先生之灵，先生有知，尚其鉴之！
呜呼哀哉！伏惟尚飨！
八、 重要交游与影响
钱谦益的一生交织着各种政治与文化关系，其交游网几乎涵盖了明末清初所有重要的士大夫群体。